除了库伦大臣之外，在漠北地区还有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喀尔喀蒙古四部，而喀尔喀左翼旗的部置就是在库伦。
乌里雅苏台将军的驻地在乌里雅苏台，乌里雅苏台将军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准葛尔叛乱，设置了库伦大臣后他的管辖范围才变成了库伦以西。第一任乌里雅苏台将军名叫策楞，他是成吉思汗的第十八世孙，因为作战英勇被册封为超勇亲王，他一直驻防漠北到死，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
策楞的子孙被内廷收养，成为了懂满蒙藏汉文的学者，虽然他的三个儿子相继担当过乌里雅苏台将军职位，可是他们都没有任职很久，后面的则是其他蒙古王公，到了乾隆1780年则变成满人来担任。
天子享有所有神圣的特权，从“万岁爷”等称呼中就能体会到这一点。对于帝王来说，不论是赏赐特权还是剥夺特权都必须由他一人支配，国家的所有财力和收入都掌握在皇帝手里，仿佛是他的私有财产，因为从原则上讲，整个国家都是属于皇帝的，“普天之下皆为王土”。
自由在大清国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紫禁城里的官员们甚至以被“赐”在某个地方行走感到光荣，马嘎尔尼在圆明园里散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违禁”的，虽然圆明园确确实实是个花园，然而不论西洋馆看着多么像欧洲，那里依旧不是欧洲。
蕴端多尔济想要单靠自己“子承父业”是件很困难的事，万幸的是他有个好“娘舅”——继承了他嫡母父亲爵位的质郡王永瑢，他不仅是乾隆皇帝的亲儿子，并且还是内务府大臣，从蒙古朝贡来的贡品和毛料都要运往内务府。
举人与和珅是同一年科举的，都名落孙山，如今他已经和永瑢一样是内务府大臣了。他也确实算是年少有为，督办了好几个案子。家奴们的供词成了李侍尧有罪的铁证，接下来和珅根据海宁提供的名单开始审讯那些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这些官员纷纷交代，原来李侍尧借着为朝廷办理贡品的名义经常向下属勒索，下属们不敢得罪李侍尧，只能掏钱。
铁证如山下，李侍尧只能交代，他总共收受白银三万一千两，总督的养廉银子一年两万两，按照雍正修订的法律，贪污超过一千两就是死刑，李侍尧供认的数目几乎肯定要被判斩刑了。
和珅固然将这个案子办得漂亮，但却未必符合乾隆的心意。
第一，李侍尧在进贡方面特别卖力，乾隆在即位初期严于律己，后来喜好奢靡，李侍尧是为了“投其所好”。
第二，他七十大寿快到了，按照中原的习俗，“男办九，女办十”，1780年乾隆69岁，班禅活佛还要进京给他祝寿。这一年的正月他还带着王公、蒙古台吉们第五次下江南，去了山东、河南，免了当地的税赋，这时候要是如和珅所想的那样杀人是见“血光之灾”，和珅是个挺伶俐的人，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可能他已经红了眼，毕竟到了这个地步，他和李侍尧只能活一个。海宁之所以讨论“份子钱”也是因为乾隆的大寿，皇帝过生日，云南那边“随份子”钱二百两，京城这边给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