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嘴’！
“你闭嘴”，许乐冲着小白吼道！
“在关于禹兴于羌则是羌民这个问题上，九日先生的判断完全是基于一种地方与民族的混同，比如说当前的我是京都人，我出生在蜀州的少数民族，我在那里发展起来了，也依然可以说成兴于羌，但是能论证我是羌民吗？”
许乐现在发现背书多了就是好啊，随手写到：
《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禹别九州，随山溶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又“《山海经・海外北经》有曰：“夸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之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禹所积石之山在其（博父）东，河水所入。”
《淮南・地形训》所说“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
有人论证为齐鲁之地的山峰，但为何不是河潢之地上游的积石山呢？为什么不是在这个地方更有可能发生大洪水呢？
并且这个前后顺序非常明确，是先自积石，然后到了龙门，最后入于沧海啊，而禹贡中对于这件事情分别在多个段落里面，中间的过程是什么呢？
随山溶川，覆土垫高了啊，那就是直接进入了西北的高原进行了大几字的导引，也就是相当于是人为的拉长了流动的距离和落差，从而减少了流动和损害的能量以及程度！
随后，许乐重点开始描述夏文化的概念。
针对夏文化的研究，它的概念问题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夏文化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还是一个人类学文化的概念，这是需要参加夏文化研讨的学者首先明确的。多数人恐怕会认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当然应当是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但是，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在一些夏文化研究者的论文中，他们所说的夏文化，年代不在夏积年的范围中，地域也在夏王朝统治区域外，文化内涵也不是考古学文化遗存所表现的东西。这些研究者所论的夏文化与多数研究者所论的夏文化，其概念就不是一个。这是夏文化探讨需要注意并加以区分的。
夏文化既然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考古学文化，那么，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它就至少应具有时间、地域和遗存特质这三方面的要素，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夏大鼎先生将夏文化定义为：“夏文化应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该定义包含了时间限度和文化族属这两个方面，而对空间范围和社会性质却未作说明。邹先生衡则认为：夏文化的定义必须包括后两方面的内容。按照邹先生的意思，夏文化的完整定义应表述为：夏文化是在夏王朝统治时期、夏王朝所处地域内的有一组文献记载中夏人礼器的青铜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应有宗庙、青铜礼器等反映夏王朝国家形态的遗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