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内，黄灿不停地同时切换在九运的各个微信工作群里。
回复、讨论、解释，看似忙碌不已，但这种碎片化的处理模式反而拖累了工作进度。李凡切进私聊，抱怨又遇到屁股指挥脑袋的困境。
她刚要回复，franz打进电话。
要说2017年对于广州办和她来说最大的动荡，非franz被九运解职莫属。franz被资本方三振出局，未被事先通知，被突如其来地打了个措手不及，广州办连同供应商也是一阵错愕惊慌。只有黄灿本人，面对那只迟早要掉下的靴子终于落地，反而有种预感被验证的镇定。
franz离开父亲创始的乐斯公司之后，除了黄灿，基本和其他同事断了联络。一来他自觉走得狼狈面子受伤，二来更耿耿于怀us的知情不报。us以事实生动地教育了他，职场无友谊，站队看利益。
由于同九运签订了高昂赔偿及保密协议，他在三年内无法进入灯饰行业同质竞争，于是乎便开始了漫长的挥霍时间和金钱的失业期，又因种种原因断送了十几年婚姻，生活颇不如意，活生生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事到如今，能够让他畅所欲言发发牢骚的人，也只有互相扶持并进过多年的老下属了。
franz ：“hi ie，我在西班牙和父母度假，这里的party太热闹了，刚发视频给你了，下次你有机会来的话，我来带你去感受感受。。。。。。”
自从九运收购乐斯之后，黄灿就再没有一次因公远差欧洲的机会，与乐斯原总部同事们只能通过邮件、skype隔空联络。franz的问候电话固定每月一次，内容都是大致同样的几句话，下面一句应该是，我父母托我向你问好。
“我父母说向你问好。。。。。。”
“也请代我向他们致意。”黄灿接着说，“下次来中国，我私人招待老朋友。”
放下电话，黄灿打开智联招聘，更新之后，上百简历哗啦啦涌入邮箱。
这些简历首先会经过人事部初步筛选，然后利用招聘新工具软件等进行测试，往往经过几轮面试复试下来，候选人所剩无几。今年新增岗位招聘进行得不怎么顺利，人事部归咎于九运开出的薪酬低于市场水平，议价空间又无弹性。人力不到位，麦总为此没少给她施加压力。她这个承上启下者像被两头挤压的弹簧，承受着双重压力测试。
2018年，或是有史以来制造业“招工难”最严峻的一年。
十年前，黄灿初涉广州人才市场时的印象仍记忆犹新；十年后，大环境和情况已然发生逆转。许多三四线城市正在与沿海城市争抢人才与劳力，而有条件的二线城市，更是为此推出各种包括购房优惠在内的吸引人才举措。这是一波大发展的浪潮，要说八九十年代是下海潮，现在那就是返乡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