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哈特已经快要放弃直接用变形术变出来一个可控核聚变的想法了，从目前看来他的这种一步到位的变形术似乎很难实现。
但无论如何洛哈特在变形术方面还是有收获的，至少他知道了甘普变形基本法则五大例外之外的另一个例外――
变形术不能变形出可控核聚变发电站。
要是洛哈特想，只要魔法部负责登记新发现专利的相关工作人员听得懂洛哈特在说什么，他大可以把这个“重要”的理论发现发表出去，就像邓布利多掌握了龙血的十二种用途一样，他可以获得一些荣誉。
如果在未来，这个世界的魔法界已然流行巧克力蛙卡片，那么洛哈特的卡片上，估计会加一句“发现了甘普变形基本法则五大例外之外的另一个例外――变形术不能变形出可控核聚变发电站。”
不过，洛哈特认为变形术不能变形出可控核聚变发电站这只是一个现象，没有触及本质，解释不了这一现象无法用变形术实现的根源所在。
洛哈特有预感，如果能挖清楚变形术各种例外的内在逻辑和缘由，而不只是总结变形术无法实现的现象，一定会有巨大的收获。
可惜，魔法界似乎没有什么喜欢追求本质和原理的传统，连邓布利多这样伟大的巫师在学术上的成就也不过是与尼可・勒梅合作，总结出来了龙血的十二种用途。
这些都停留在对于现象的发现和总结上，没有人去探究内部的原理，这种思想有些像中国古代的工匠。
中古古代许多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长期出于世界前列的，但却有几个重要的缺点，让许多人都不承认中国古代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历史学上长期研究中国历史的英国学者，“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者，李约瑟在其编着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之问”是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核心课题之一。
这个问题虽然由李约瑟在二战后提出，但自从第一次一八四年洋人的火炮打破大清的国门开始，中国就有人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代表人物有梁启超，任鸿隽，钱学森等人，其中钱学森把这一个问题发展成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近现代落后了。”
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其中梁启超认为中西方地理环境的差别导致了民族精神的差别。
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其所求固自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于一掷也。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虽同一种族而能忽成独立之国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