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最大的贡献就是历史方面，他主持编写了还九州历史巨作——《资治通鉴》。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
熙宁四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
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
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着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
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九州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末年赵匡胤灭后周以前，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
近代着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着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宋史》评价司马光说，熙宁新法病民，海内骚动，忠言谠论，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摈弃不用。聚敛之臣日进，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时，光退居于洛，若将终身焉。而世之贤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妇，日夕引领望其为相，至或号呼道路，愿其毋去朝廷，是岂以区区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诚之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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