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直至午夜放散，他们的议题也不再限于真定，而是扩展到了治国之道，儒学在国家中的地位，甚至涉及到了当前大宋的治国之策。散后刘因回到住所，依然心潮难平无法入眠，他意识到此次又将是元朝平定南朝，混一南北之后的又一场历史上的大变局。
蒙元之前，北方游牧民族曾经屡次征服华北半壁山河，却未能平定江南，一统华夏。而元朝则是第一个游牧民族所肇建而统治全中国的征服王朝。其统一中国，一方面结束了晚唐以来四百年的分裂与扰攘，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尤其是江南—的文化与社会秩序造成甚大的冲击。
刘因知道古来建立征服王朝的各北方民族中，蒙古人与汉文化差距最大，因而对中原传统尊崇最少。蒙古灭金之际，中原地区遭受兵炙之害极烈，当地社会文化亦受到巨大破坏，汉族文人甚至有“天纲绝，地轴折，人伦灭”的毁灭感。
忽必烈即位后，元朝政府表面上已采行汉制，但对中原文化及社会传统的尊崇仍多局限。元廷对各民族文化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各种思想与宗教不偏不倚，并予尊荣。中原儒士亦面临两种思想的新压力。
宋末国势不振，北方外族侵扰，江南文人思想发生转变，之中少数儒者扬弃儒家传统的文化普遍主义与天下观，而认为“中国”即汉族，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会也，衣冠礼乐之所卒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换言之，中国为一具有共同土地、血缘、历史、文化的民族，因此对夷狄具有强烈排斥感。
不过在宋元之际，与文化主义的华夷观相较，这种“原型民族主义”在士大夫之间并不占有上风。士人对蒙元政权之能否接受，决定于个人对“夷夏”、“行道”、“忠君”等等观念孰轻孰重的评估，与个人利害吉凶的抉择。
刘因学于南朝传入的理学，受到南北学说的影响，他及幻想大一统的美好，又苦于夷族统治下的烦恼。从而醉心于学问，放弃入仕的念头，但也让他们的生活陷于清贫，又使他坠于矛盾之中，感到前途渺茫。
当下南北之战再起，蒙元溃败，南朝重新崛起。从民族和儒学的传承上，刘因自然在心理上倾向于南朝，但又因身在中原，不免对南朝的入侵感到愤懑。而此时南朝兵临城下，为解救城中数万百姓他劝说史格出降，心中却又觉得饱受屈辱。
刘因在良心和委屈间饱受煎熬之际，南朝皇帝又言及他将因此而身败名裂，起初尚不在意，自己为民请命，挽救数万百姓生命，他又何必在意自己的得失。但在这成否未定之时，细思之下自己真的被人当傻子‘耍了’。
真定请降之事若成，自己滞留在南朝军营之中，而王思廉和陈孚等人不畏生死星夜回城‘劝降’史氏归降。不仅有了拯救万民于刀兵之下的大义，且使南朝兵不血刃完整的得到这中原重镇，自然是大功一件，得到南朝的封赏，前途似锦，至于史氏的归宿则已经不重要了。
他自己为质的功劳未必有人提及，恐怕首先要得一个借机主动‘投宋’，出卖旧主的恶名，为真定百姓所唾弃，让元廷恨之入骨了。而他在谈判中对南朝颇多顶撞和讥讽，得罪了南朝君臣，那下场也不会太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