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十分清楚王炎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不能完全怪他，也不能都归责于整个士人集团。要说应该有人为这病态的社会负责，以他对历史肤浅的认识以为根节应该是皇权社会，君主至上的国家体制和古时的政治传统，具体到人也就是当权者——皇帝。
在赵昺看来，中国古代史就是皇权不断更迭的历史，最大的特征就是国家不断的被颠覆，尤其是在战乱频繁的年代，换皇帝就如同换衣服一般的频繁，于是便给国人留下一个极其尴尬的背反难题：究竟我们应该忠诚于哪一个国家？忠诚哪一个皇帝？忠于前朝，在本朝我就是叛逆；而忠于本朝，我就是当朝的‘走狗’。
左右为难之下，一部分人心里就产生了虚无的不爱国家的理念，背叛者就有了理所当然的理由。既然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永恒真诚热爱的国家，国家也是皇帝的，那么背叛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怪事。每一个朝代都来一个当代政治正确的律令，百姓就只好变得滑头而识时务者为俊杰。抽象的道德问题演变成简单的常识难题，大家就只好学会了没有原则的油滑软弱。
事实上那些沦陷区的民众往往不太计较这个国家的主子是谁，时移世迁，人心都会渐渐接受事实，除非异族统治者把他们当作次一等的奴隶。北宋年间范成大出使到金，经过了淮河以北的故土，写了不少诗词，其中一首绝句《州桥―南望朱雀门北望宜德楼皆旧御路也》：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迴；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可这却是明明白白的作弊行为。
同样在范成大自己的日记《揽辔录》中却记载着真实的事实：“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写相州也只是说：“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曰：‘此中华佛国人也！’”哪里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者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其后三年韩元吉出使金国，记述使者避嫌疑，躲在车内，也不敢和当地百姓说话，下车讨水喝，遇到小孩和妇人，用语言试探，让亲信多次去偷偷询问，“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
于是乎绝大多数的文人清客，都绕过了具体的常识难题，去抽象地把爱国难题无限拔高，让老百姓无所适从。而一大批古代愤青们，只看人挑担不吃力，在一边说风凉话最气壮山河，到大事临头，人人得而藏拙，万马齐喑，明铺暗盖的当了顺民，甚至改弦易张当上‘伪朝’的官，为新帝效力。
到了宋朝，自其立国便面临着一个深刻的“国际关系”困局，先是面对着整个北方契丹之辽，其后是女真之金和西羌之西夏，以及当下的蒙古之元的军事威胁，整个北方游牧民族史无前例地发展成为一个个国家前赴后继地向宋要求领土和财富，和战周旋成为了宋朝皇帝踌躇苦心的最大难题。
在世人看来，契丹精兵不过十万，金军围汴京时人数只有六万，蒙古势力最高潮时人口约百万，而宋朝人口超过一亿，常备军经常在百万以上。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和最有文化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强盛的国家，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世俗文化高度成熟发达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