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元军的败亡，奥鲁赤的自杀身亡突然让赵昺想到自己的革新计划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在来到这个时代后，无论是出于自保，还是所谓的复国，他都把发展军事作为第一要务，可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阻力却是来自士人集团，重文抑武的观念使自己的构想难以实施。
当前国土沦丧，赵昺知道只靠士人的笔杆子和嘴皮子是难以复国的，一切还需要刀把子来解决问题。而军人的地位低下，事事都要受到士人的擎肘，这必然会影响士气，因而他计划在琼州保卫战之后，借胜利之机推出自己的改革，提高军人的政治地位，但就必然要触及士人的利益。
在前世的网络中有一种论调，这些士人不过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只会瞎**的酸儒，不听话就杀，将他们罢官，就像当年秦始皇的坑书焚儒，朱元璋的廷杖。这样的高压政策下，那些酸儒们不还得乖乖的就范，老老实实听候招呼。但是赵昺来到世界才知道，事情真要如此就简单了，士人集团绝不是那么好惹的，他们虽没有刀把子，却依然有掌控天下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二千年的君主政权制度实际上就是‘英雄治国’的君主专政集权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从林法则的成者为王败者寇，他们一方面推行强制性缴税制度，其实这与和强盗掠夺性质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流寇”与“坐寇”不同；另一方面推行许可制、官营制，禁止公民与政府挣利，同样有着暗抢暗夺之谦。
如此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出现官府与民众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加上要权力的行政化，百姓理所当然的就陷入奴隶地位，除了寄托于晴天大老爷外就只有抗争一条路了。而阶层矛盾的化解说起来也就只有两种方法——暴力维稳与文化思想维稳。
相对于暴力，文化思想维稳的成本要低的多，也就成了统治阶级的不二选择。当然儒家学说也并非一出现就被选定，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有道家、法家、墨家……等等，而儒家最后能‘脱颖而出’即是大浪淘沙的结果，这个过程自我改造的过程。
我们知道对儒家文化思想的尊重其始于汉武帝，当时流行的是城邦联盟制意识形态文化，同时多种文化思想并存，所以在政权制度安排上、政策的决策上的争论也就无法统一。是分封制，还是选择中央集权的争论；是实施地方制币权，还是中央制币权的争论；在发展工商业的上是走国营道路，还是走民营道路的争论等等。
这种思想分歧必须统一，可又拿什么来统一呢？孔子思想中，等级制思想占着主要位置，即使有点权利平等的小火花，也可以利用汉字的特别解释权给辩证过去。迫于政权制度改革的需要，故此统治者将儒家文化上升为强制性意识形态文化，用来统一思想文化认识，于是儒家成为推动中央集权制政权制度建设可以说是不二法宝，且除此之外别无二家。
我们知道“儒家文化”属于非制度性的价值判断性文化，它的作用是调节、缓和暴力权力治理与民众权利索求之间的矛盾。且内容相当广泛，当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路径被受到特别关注的时候，都可以将其归因为民族文化作用的结果，而社会学家也把它变成到处可以摸的万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