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越听越觉得自己好像又被耍了，而且是被跨越古今的人们联手给耍了。他清楚无论什么时候，权力需要制约是对的，不能让有权者为所欲为。但是把宋朝之“分权与制衡”说得如何如何美好，以至于享有最高权力的帝王“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毕竟有些走火入魔。让他不能不怀疑现代那些歌颂宋朝的人另有所图，或是意有所指，否则怎么不会考虑这些冤案。
按说在宋朝的管理体系中，是以文抑武，又通过台谏体系对宰相领导的政府构成了强有力的制衡。但是赵昺发现在文天祥所言的数起冤案中，凡是为含冤受屈者鸣不平的，不论是台官，还是谏官，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倒是在构陷这些冤案过程中冲锋陷阵、充当打手的却有不少来自台谏，彼时他们投靠那些大权独揽的宰辅还来不及呢，怎会有心思去对宰相领导的政府构成强有力的制衡呢？
想到这些，又勾起了赵昺此前的怀疑，那所谓的‘祖宗家法’不能说是哪一位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士大夫集体塑造出来、经过漫长时间形成的非成文宪章，用以约束皇帝的行止和言行。现实也是如此，赵昺师傅们的教导，经筵上的那些大儒所讲，几乎都是在灌输这种思想。如今他更加笃定自己的判断，大宋的皇帝们之所以多数碌碌无为、怯懦又冲动，都是让士人们给教坏了，陷入了所谓的祖宗家法的禁锢中。
所以赵昺觉得前世有人说什么‘当宋代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往往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的说法存疑，不排除有些皇帝确实如此，尤其是仁宗皇帝，要不怎么会被树为仁君的楷模，他断定其基本就是被士人们洗脑了，否则做出了那么多的荒唐事，死后依然获得了仁的谥号，并被作为典型教育后边的继承者。
当然有些皇帝稍微强势一些，所谓的士大夫集团也就成了摆设，否则岳飞就不会死在绍兴十一年的那个除夕夜。当时高宗下令赐岳飞死于临安大理寺内，岳飞则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士大夫集团却未曾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可见在高宗眼里成文的尚且可以束之高阁废弃不用，何况是“非成文”的东西。
细思这样的冤案都可以制造得出来，又遑论其他呢？这让赵昺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宋朝历代出现权臣擅权的情况，多数是在考虑自己皇位安危的帝王支持下借以得逞的，有的权臣擅权，还僭用、窃用诸如御批、内批、诏书、圣旨等帝王的名义。他们要排斥异己，也都要给异己构陷一个反对当代帝王的罪名。
可见，这种“权臣擅权”，就像太后垂帘、宦官干政一样，正是皇权专制的衍生现象，却往往比君主专权之本身更为恶劣。且不难发现从赵匡胤陈桥兵变“得天下于小儿”，一直到现在自己这个小儿坐天下，在此三百余年中皆是赵氏的家天下，并未被他人所篡，从这个意义上说权臣擅权，亦只是皇权专制的大框架中断断续续出现的怪相。
如此说来，赵昺觉得文天祥说得很有道理，只要皇帝有些政治头脑，且不钻牛角尖，不偏听偏信就难以被心怀不轨者所利用，出现大臣专权之事。但是他依然不放心，虽然那些权臣没有能篡位成功的，他们却能通过操纵皇嗣废立来达到专权的目的，如今他也正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因此对‘济王赵竑案’更为关心，而其就是皇位继承斗争中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