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藏富于民，众人的语调却沉重起来。宋朝依唐代实行两税法征税，赵昺在开发琼州时推广按人口授田，无论男女皆给予土地，然后按照田亩的多寡收取税赋，实际上是将过去的丁税和田税合二为一了，而夏税是以征收货币为主，秋税则是以实物为主。为了防止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及官员利用身份避税，采用官民一体纳税的制度，也就是说取消了官员的特权，扩大了税收的范围。
江南地区早在南渡之前，土地兼并就已经极为严重，农民失地现象十分普遍，有人称土地兼并可以促进人口流动，转而将失地人口转移到其它行业上，进而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但是赵昺却不敢完全苟同，土地兼并从表面上看确实没有影响到国家的税收，可却转嫁到了失地后沦为佃农的身上，使他们更加困苦。即便转而进入其它行业，也往往多是最底层的雇工，并不利于国家基层的稳定。
另一方面，官僚们是可以减免税赋的，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大肆兼并土地后，却不用纳税，实际上国家的税赋是减少的。而一些不法地主便钻这个空子，将自己的土地挂在官僚名下，只需向他们缴纳少许的费用，便也不必向国家交税，但是佃农们却仍依然要按照国家规定的税赋向地主缴纳，从而使得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而国家税赋日益减少。
在收复沦陷后，土地兼并又达到了一个高潮，元廷向功臣、寺庙及道观赐田、王公贵族大肆强占农民土地。不过这倒为赵昺推行‘琼州经验’打下了基础，他下令无偿没收了那些蒙古人和不法豪绅及庙观的土地，使之江南土地十之八九落入朝廷手中，如此一来土地的重新分配权就掌握在赵昺的手里。
对于土地如何分配，赵昺采用的是以县为单位，打破故去乡、里的限制统一调配。而对于符合分地的人口则采用就地编户落籍的方式，也就是说尽管你祖籍是湖北，但人在湖南，对不起你只能在湖南参与分地，而不能在原籍再分一份儿。对于已有土地的自耕农则采用多不退，少了给补的政策，以保证他们的利益。
对于地少人多的县份则采用迁籍的方式向地广人稀的县份前移，以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每十年会对土地和人口重新进行核定和增减，以此来限制土地的兼并，保证耕者有其田，也使获得稳定的财赋收入。这项政策在琼州试行一来，效果还不错，为反攻江南积存了大量的粮食。而对土地的买卖也做了相关规定，出卖后则对卖方打入另册，终生不得再授田。
此外，各县还保留了总量在四分之一左右的官田，一者用作为职方田，但收入是用来赈济穷苦和支付漏泽院、安济坊、施药院等福利机构的开支；二者以备赏赐功臣和土地调整的备用地。而官府要征用私人土地要给予相应的补偿，并重新分配土地。
如此一来，赵昺顺理成章的建立起了基层领导机构，把控制力伸向了最基层。去年在完成土地和人口的统计后，土地业已分配完毕，今年的夏税征收也已经开征收大半。但是看几个人的脸色，他就知道情况并不乐观。一问之下，果不其然，夏税虽能足额收取，商税却比往年下降了四成以上，也就是说吃喝“”够了，可零花钱不多，有个大病小灾的就得借钱了……